旗袍的历史从1636年算起有根据吗？

《辞海》中关于旗袍的注解：“旗袍，原为清朝满族妇女所穿用的一种服装，两边不开衩，袖长八寸至一尺，衣服的边缘绣有彩绿。辛亥革命以后为汉族妇女所接受，并改良为：直领，右斜襟开口，紧腰身，衣长至膝下,两边开衩，袖口收小。”这里所言旗袍是指满族旗人的服装，主要特点立领、长袍、马蹄袖。

清朝初期，女性服饰可谓满、汉并存，满族女性以长袍为主，汉族女性仍以上衣下裙为时尚，男子的服饰以长袍马褂为主，此风在康熙、雍正时期最为流行；清朝中期，满、汉互有仿效；清朝后期，满族效仿汉族服饰的风气更盛，史书中有“大半旗装改汉装，宫袍裁作短衣裳”之记载，而汉族仿效满族服饰的风气也在达官贵妇中流行，女性服饰的样式及品种呈现多样化。

其实，旗袍作为袍服大家族中的一员，可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的深衣。深衣属于汉服，是起源于虞朝的先王有虞氏，就是上衣和下裳相连在一起，用不同色彩的布料作为边缘（称为衣缘），其特点是使身体深藏不露，雍容典雅，因而得名。现代人文学者建议将深衣作为中华地区的汉服来推广，作为汉族文化的代表，此为后话。

深衣为汉代所重。后来的袍服与深衣都有着渊源关系。汉代深衣制袍，唐代圆领裥袍，明代直身袍，都是典型的宽身长袍。宽衫大袍，褒衣博带，成为中原地区衣饰文明的一种象征。

所谓旗袍是民国汉族女性根椐满清服装改进演化而来，风行于民国时期的上海，当时作为领导服装潮流的十里洋场中摩登女郎、交际名媛、影剧明星等，在旗袍式样上的标新立异，也促进了它的发展，最早在上海创办时装公司就是交际花唐瑛等人。

随着西方人文主义思想的传入，中国人开始注重强调人的体形，于是“新旗袍”去掉了以往旗袍的旧式结构，采用了西式服装胸省和腰省的设计理念，突出了女子的丰胸细腰的曲线之美，使女子的曲线展现无余。从此新旗袍的样式就风靡开来，甚至成为了中国女性服饰的代表。

旗袍最能体现东方女子的韵味，不同的旗袍演绎出女性的不同性格和不同气质，被誉为女性国服和国粹。

有人把旗袍视为旗人之袍或旗女之袍，看似无大错，却有望文生义之嫌。

但更有甚者，把旗袍编出一个生硬的故事：1636年盛京沈阳，皇太极率文武百官读祝文祭告天地，宣告清朝建立。还颁布“削发易服”和诸等顶戴品级制度，从此旗袍成为旗人的法定服饰，沈阳也就成为旗袍故都，旗袍文化从这里诞生…

于是乎，旗袍的历史从1636年算起就这么出笼了。这也是题主提出的疑问，笔者的回答已经很清楚了。

三寸盛京华服是高级定制品牌吗

三寸盛京也没有自称是高级定制品牌。

较权威的高级定制协会（地域性）：法国高定协会（时尚女装）、英国萨维尔街定制协会（男士西装）。

帝王 官服 分类

5000年的服饰花色繁多，变化万千，数不胜数，应从哪里说起呢？我们就从在中国历史上起过重要作用，成为贯穿数千年来礼仪制度主要成分的帝王官员礼服谈起。

商周时期的礼服，代表当时最高级的服饰式样。衣服有长及足部的长袍，也有分为两截的上衣下裳。衣，一般是窄袖、紧口、领子缘有宽边，以对襟为主，也有偏衽的式样。裳是长齐小腿的裙子。腰间束带。腹前悬挂一块长方形的"黼黻"。当时没有裤子。只在小腿上缠绕裹腿，古人叫作"行滕"，或"邪幅"。脚上穿各种质料制的鞋子。头上戴的，是贵族男子专用的冕、冠、弁等"头衣"。

在寒冷的冬天，人们要加穿各种兽皮制成的皮裘。贵族的礼服大多是狐皮裘袍，特别是白色的狐裘，极为珍贵。贵族们为显示礼仪，就在毛裘外面罩上丝织的锦衣，叫作"裼"。有时在裼衣上还可以再加上一层外衣，叫作正服，这是在重大礼仪中穿的礼服外衣。 西周宗法礼仪制度的形成，不但确定了尊卑上下各个等级的不同服装式样。而且要求随着不同的礼仪换用不同的服饰。

周代的帝王礼服由衮、冕、黻、带、裳、幅、舄、衡等服饰组成。衮，是绘制上或刺绣有各种图案的彩色上衣。冕，是帝王戴的顶上有平版的冠帽。黻，又叫蔽膝，是腹前悬挂的长方形织物。带，指用皮革制作或丝线编织的腰带。裳，是下身穿的长裙。幅，又叫邪幅是缠在腿上的布带。舄，是金线和红线编织的厚底鞋。衡，是用来固定冠冕的头饰。

帝王礼服的装饰品和专用花纹，大概也是从周代开始有了具体规定。帝王的服装花纹共分成12种。如有龙纹、山纹、华虫纹、宗彝纹、藻纹、火纹、粉米纹、黼纹、黻纹。这些花纹，只有在天子的服装上才会全部出现。诸候们只能使用龙以下的纹样，士用藻纹与火纹。大夫的服装上可加上粉米纹。

经过动荡不安的春秋战国时期，秦始皇一统天下后，废除了原有的六种冕服，仅留下一种黑色的玄冕供祭祀时使用。因为秦人根据五行学说认定自己符合水德，水与黑色配合，所以秦代尚黑，从帝王到平民都穿用黑色服装。秦始皇对旧礼制进行了彻底破坏，使得到了汉代初年仍没有统一的礼服、制服。

西汉的官服，只不过是一种长袍而已。而且是一年到头都穿黑色的袍服。官服相同，只能靠冠帽来区分官职的不同和高下。不同的官员佩带的冠不同。加上自周代开始，官员们就要佩带绶带。这种官绶制度在汉代被严格执行着。

魏晋南北朝时期，帝王百官的礼服官服基本上沿袭汉代的式样，直至隋唐时期才有了一个重大改变。隋唐的帝王官员礼服制度也是十分完备的，形成了个等级森严的等级制度。 隋开皇年间改革了北周的冕服形式后将它定型，唐代则因循了隋代的定制。唐武德四年，颁布衣服诏，规定了皇帝的服装共12种，其中冕服依照周制定为6种。群臣的礼服有10种。大臣们穿礼服时，除冕以外，还使用其它4种冠服。这些冕服只在盛大的典礼中穿。在其它的日子里，皇帝百官都另外穿统一规定的朝服、公服及常服。朝服，是朝见时穿的服装，只限七品以上的官员穿用。公服又叫省服，它与朝服基本相同，但更为简便一些。常服以襕衫为主，是一种圆领窄袖，左右开衩的长袍。

在隋代末年，隋炀帝下令用颜色来区分官员和平民的衣着，限定五品以上的官员可以穿紫袍，六品以下的官员分别用红、绿两色，小吏们用青色，平民用白色，屠夫商人只许穿黑色衣服，士兵穿黄袍。

宋朝统一全国后，在宋太祖建隆二年，颁布了新的服饰制度。宋代的官服仍分为祭服、朝服和常服三种。祭服维持唐代的式样，但各种的等级略有降低。宋初，朝服的式样仍与唐代朝服相同，仅将进贤冠的梁数做了改变，由二梁开始，直至五梁。到元丰二年，宋神宗废除了隋唐以来依照官员品级确定冠绶的规定改由官员职位决定服饰，共分为七等冠绶。 从宋代开始，官员穿朝服，必定在脖子上套一个上圆下方的饰物，叫作方心圆领。宋代的常服继承了唐代的衣式，并和唐代一样，常服靠颜色来区别品级。 宋代官服中变化最大的是头的幞头。唐代的软幞头在宋代变成了硬胎硬脚的一种帽子，有了固定的形状。胎架用铁丝和竹篾制成，外面罩漆纱。官员最常戴的是直脚幞头，脑后有两根直尺一样的脚，水平伸出。开始较短，后来越伸越长，甚至有一丈长。至于低级吏员和皂隶，服装较为简单，衣裾较短，衣袖较窄，戴的多是脚向上弯起的交脚幞头。

辽国在北方与北宋并峙，所以辽国的官员服制就受到了汉文化的影响。辽代官员分南北两班，太后和北班契丹大臣们穿用契丹本族的服饰，而国王和南班汉族大臣们使用汉服，就是沿循唐代官服制度的后晋服式。它由圆领长袍、玉带和裤、靴所组成。

继辽国之后在北方兴起的金国，自天眷三年正式宣布冠服制度。这种制度较多吸收了唐宋时代汉族帝王官员服饰的特点，只是比较简单一些。皇帝的祭祀礼服采用通天冠、绛纱袍；朝服是淡黄袍，腰束乌犀带。官员们的朝服为红色大袖罗衣、红罗裙、戴进贤冠；公服采用襕衫。

蒙古族入主中原后，建立了元朝。在元代中叶，元仁宗在保持蒙古人固有衣冠的基础上，下令中书省规定服色等级，严格了衣冠服饰制度。在唐宋官服式样的基础上确定了和它们大致相似的冕服、朝服、公服。

朱元璋建立了明朝后，帝王官员的服饰制度达到了最完备、最繁缛的地步。帝王服装上增加了团龙纹，这是明代才开始形成的礼仪制度。龙纹成了帝王的专用徽记。这种绣龙的帝王常服，是明代皇帝最常穿的服装，是明太祖在洪武三年正式制定的。除了织有金盘龙纹的圆领窄袖黄袍外，还有折角向上巾，玉带和皮靴几种成分。明世宗嘉靖七年，曾经规定了一种皇帝的新常服，叫燕弁服，由乌纱弁帽、玄色袍、玉带和白袜黑履组成。明代给每级官员都设计了一种动物图案作标志，把它绣在两块正方形的绵缎上，官员常服的前胸后背各缀一块，这种就是补子，这种官服就叫补服。

明太祖洪武二十六年法令规定：文武百官的朝服都沿袭唐宋朝服的式样，外穿红罗上衣、下裳和蔽膝，内穿白纱单衣，足登白袜黑履，腰束革带和佩绶，头戴有梁冠。官员的等级通过冠的梁数和绶带的不同纹饰表示。明代官员们在重大朝会的场合要穿公服。公服由展脚硬幞头和盘领宽袖长袍组成。袍服的颜色根据官品而定。

由东北关外的女真民族建立的清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专制王朝。清朝的官服突出了满族的民族特色，彻底改变了延续几千年的汉族官服面貌。这些服式的满族特色突出表现在冠帽、马蹄袖、袍褂和长裤上。

清代官员的礼帽十分特殊，就是人们很熟悉的拖着羽毛长翎的圆顶大帽。它分为两种：一种是从8月戴到来年2月，叫暖帽，另一种在3月至8月戴 ，叫作凉帽。暖帽为圆形，中间圆顶，周边有一道宽折檐，用黑色的呢料、绒布或绸缎制成。帽檐是貂皮、海龙皮、狐皮等名贵皮料做成。帽子顶上缀有红色的帽纬，中央装着顶珠。顶珠用宝石、珊瑚、金、银等制作，是区分官品高下的重要标志。凉帽是一个圆锥体的笠帽，用玉草或藤丝、竹丝编成。外面罩上罗纱，缀有红色帽帏，加有顶珠。皇帝的帽子最为华贵，有3层帽顶，上面嵌有金龙。冠顶用金丝嵌制，上镶4条金龙，每条龙都口衔宝珠，冠顶中央嵌1颗大珍珠，周围也嵌有珍珠宝石。 马蹄袖，本名"箭袖"，是武士射箭时挡在手部的防护衣物。外形酷似一只马蹄。它装在清人常穿的开衩箭衣袖口上，平时可以翻起，行礼时放下来盖住手。它是清人特别看重的满族民族服饰。

满族袍褂是最主要的礼服，它与汉族袍服明显不同，上身紧窄贴身，袖子较细瘦，下身的前后左右开衩，这也是有等级限制的。皇室袍子开四衩，官员百姓的袍褂只许在前后开两衩。袍子均为圆领，右衽。皇帝的礼服袍子用明黄色，绣有龙纹。官员和命妇们穿绣有蟒纹的袍子。

在袍服外面加穿外褂，是满族服装的一大特征。外褂比袍子短，一般是对襟、圆领、袖子较宽松，袖口平齐。马褂是一种非常短小的外褂，长不及腰，袖子不过肘部。对襟马褂也经常被当作宫中礼服穿用。黄色的马褂最为尊贵。与马褂相近的还有马甲，这也是由骑射生活决定的衣服式样。马甲没有袖子，主要贴穿，用以保暖，后来逐渐成了外衣。

沈阳民俗风尚是什么？

常言道，“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说的正是具有十分普遍意义的民俗的地域性。民俗志的一个最基本的特点，便是其鲜明的地方性。地域民俗特点，是当地民俗运动过程轨迹存在于时间和空间上的主要特征。需要注意，地域主要是个空间概念，但一个地域的民俗特点并非只存在和体现在空间层面。因为，地域空间意义上的民俗，无不有其自身发生、发展以及流变的过程，这个过程，是个时间的过程。也就是说，地域民俗的特点，在时间与空间上是纵横交错的，构成其基本特点的各种因素是立体存在、运动着的，而非单一平面的运动和存在。

了解一个地方的社会，主要是了解它的文化，首要的则是了解其风俗。真正深刻地认识一个地方的社会和文化，民俗是最重要的入门证和钥匙。因为，历史常识告诉人们，民俗文化处于社会文化的深层结构层面，包括地域民俗在内。若要在其间生活或工作，了解其风俗更是“入乡随俗”之首要了。这一点，也足以说明地方风俗志和风俗史类的著作的主要功能和价值。

《沈阳历史文化丛书》，就其性质而言，当属于地方史志类著作。

单就个中这本《民俗风尚》卷，则当属地方风俗志类性质的著作。那么，地方风俗志或风俗史是什么？简而言之，就是一个地方基于当地乡土社会记忆的基本民众知识。

有人根据我国的自然环境中地形、气候、物产的各异，把全国的风俗文化大致划分为七个风俗文化圈。即：在地理上包括黑龙江、吉林、辽宁北部及内蒙古东部在内的东北风俗文化圈，特点是满汉民族风俗的大融合。包括内蒙古大部，辽宁、河北、陕西三省的北部边缘，辽西一角、宁夏北部及新疆在内的游牧风俗文化圈，特点是强悍勇武的民风。此外，大致北起长城，南界秦岭、淮河，西抵青海湖东，东及黄海的黄河流域风俗文化圈，作为我国传统文化发祥地，其特点是重乡土情谊，崇尚平淡，注重实际，但比较守成趋稳。长江流域风俗文化圈，大致位于秦岭、淮河以南，西到青海高原东侧，东、南均迄于海，具有发展快速突兀起伏的特点，民风朴实而又喜欢温情、浪漫、灵活和玄想，尚鬼神。青海风俗文化圈特点是藏族风俗同藏传佛教结下了不解之缘，富于宗教色彩。云贵风俗文化圈，这个地区是少数民族聚居之地，风俗文化千姿百态。再即闽台风俗文化圈，这里一海之隔，方言相同，习俗相仿，特点是保留了许多中原古代风俗文化现象，为中国风俗文化的活标本。

按此划分的话，沈阳自在所谓的“东北风俗文化圈”之中。在撰写《沈阳市志·社会卷·风俗篇》时，我们曾在无题序言中谈到，“沈阳的民俗，是沈阳地区地理环境、自然资源、人口迁移、经济发展以及政治、历史等多种因素长期作用、积淀的结果”。个中，我们写道：

七千二百年前的沈阳新乐文化遗址和五千年前的新民县偏堡子文化遗址，均展示了新石器时代沈阳地区居民的农耕、采集、捕鱼、狩猎等原始生产民俗，以及与当时生产水平相适应的居住、饮食、服饰、丧葬等民俗和图腾崇拜、信仰等民俗。于洪区郑家洼子青铜时代文化遗址及墓葬群表明，二千多年前春秋战国时代沈阳居民的生产、生活和丧葬等民俗文化受到阶级分化的制约。其中大小墓藏中随葬物品精粗丰简不一，反映了墓主的政治、经济地位及习俗的差别。迨之辽金，尤其是清代、民国以后，沈阳地区民俗迁徙频繁，移民大量增加，近代工业的生产使沈阳成为辽沈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城市。民俗的传承与变异，亦相应活跃，一如《奉天通志》所称，“近年风尚，日异月新”。城乡风俗发生明显改观，但未失传统风俗，仍然保持了多民族、多地域文化兼容以及淳朴、豁达、粗犷的文化性格等基本特点。

综合沈阳民俗文化运动过程存在于时间和空间上的基本轨迹加以考察，显示了与辽宁地域文化相一致的主要特点。之所以如此，则是从古至今沈阳在辽宁地区所处的政治、经济、交通、文化的中心城市这一历史地位所决定的。此亦正是前面说到的“地区地理环境、自然资源、人口迁移、经济发展以及政治、历史等多种因素长期作用、积淀的结果”。具体说，沈阳民俗文化大致有三个主要特点。

以满汉融合为主导的多民族文化聚合在东北地方史上，秦汉时期已经发展起来的辽宁经济，由于各族统治者的割据战争而遭到了相当程度的破坏。于是，各族人民便通过频繁的迁徙来寻求相对稳定的生息环境。这样，也促使并增加了各族人民相互接触的机会。特别是历史上因一些少数民族政权的建立，高句丽族创造的“高句丽文化”，扶余族创造的“扶余文化”，契丹族创造的“辽文化”，女真族创造的“金文化”，满族人创造的“满族文化”等，以及由于宗教传播的关系而形成的“东藏文化”等，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作为中心城市的沈阳地区，影响着以满汉为代表的多民族文化聚合结构的形成。

满族是一个曾经入主中原创造了“康乾盛世”的“马背上的民族”。辽宁这块热土，正是清王朝和满族文化的发祥地。17世纪的中国明代（1368—1644），以女真人为主体结合其他部落或民族形成的满族，是个历史可以上溯至三千多年前周代肃慎的东方古老民族。其直系先人，即明代女真人。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以建州、海西两部女真人为主体，把这些分散于东北地区的女真人统一而成为共同体。后金天聪九年（1635年） 正式改“诸申”（女真） 为满洲。1911年辛亥革命后，则简称为“满族”。满族贵族首领努尔哈赤从辽宁的赫图阿拉（今新宾县）兴起之后不断向西南扩张，先后把都城迁到辽阳和沈阳。清军入关后，仍尊奉沈阳为盛京，把辽宁地区划属盛京特别行政区管辖。

满族在全国各地的分布，以居住在辽沈地区为最多，其他的则散居在吉林、黑龙江、河北、内蒙古、新疆、甘肃、山东等省区和北京、天津、成都、西安、广州、银川等大中城市。满族如此分布特点的形成，显然是同满族在清代曾经是统治民族有关。

沈阳是汉、满、朝鲜、回、锡伯、蒙古等多民族共同生活的地区，各民族小聚集，大杂居，和睦相处，友好交往，共建家乡，形成了多民族习俗风尚相互影响兼容的乡土文化特色。清朝建立后，满族文化一度几乎占据主导地位，对沈阳地区汉、锡伯等族居民的习俗产生直接的影响。在少数民族大量吸收汉族传统文化的同时，汉族居民亦兼容和接受了满、蒙古等少数民族的一些风俗习惯。满汉文化融合比较突出，成为多民族文化融合的显著标志之一。汉族妇女有缠足陋习，满汉通婚后，由于满族妇女习惯于天足，便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沈阳地区居民改变缠足风习。满族妇女的传统服饰“旗袍”，不仅为沈阳汉族妇女所喜欢，而且风行于关内广大汉族地区，流行当代。具有满族风味的白肉血肠火锅，其辅料酸菜、粉条则采自汉族居民的食俗。以“满汉全席”为代表的辽宁菜系，尤其反映了满汉文化的融合与风俗习惯的兼容。至于出自锡伯族的抓（欻） 嘎拉哈、满族的“老鹰捉小鸡”等游戏，乃是沈阳地区妇女、儿童所喜闻乐见的传统娱乐。

清末缪润绂《沈阳百咏》竹枝词中写道：“虚笼两鬓作鬅头，洗手盆圆上绿油；愿得庄农丰稼穑，银钗多绾万年收。”说的是当时“龙兴之地”的盛京，满汉妇女皆流行一种名曰“万年收”的发式。在满族进入辽沈地区之前，原本是个精于骑射以渔猎为生的“马背上的民族”。儿童在七岁左右即以木制弓箭练习射鹄，女子策马扬鞭不亚于男子。满族男女的发型服饰习俗的形成，均与便利渔猎生产相关。为便于骑射，男子都剃去额上头发，垂辫于脑后，穿着两侧开衩、腰中束带的马蹄袖袍褂。女子，则天足，着高底花鞋，头顶盘髻，佩戴耳环，穿着宽大的直筒旗袍。清朝进关以后，满、汉服装逐渐交融一体，趋于一致。清代以来，各地妇女穿着旗袍成为一时的流行风尚，即直接与满族服饰的风行相关。满族信仰多神的萨满教，早期分宫廷萨满和民间萨满两种。清代历朝皇帝举行各种祭神祭天典礼，如宫廷萨满设“堂子”祭天，都用满语诵经跳神。旧时辽沈汉族地区民间迷信的“跳大神”，主要是受萨满教的影响。

清代以来，由于大量满族迁入中原地区和大量汉族移居山海关外，在经济、文化、生活上交往密切，满族人民逐渐熟悉汉语文和汉族文化。满族之所以能在短短的几百年间就为弘扬祖国文化作出了较大的贡献，就在于她是一个既善于学习又善于创造的伟大民族。清代以来，由于满汉长期杂居共处，尤其是满族积极学习汉族古老的传统文化，不仅沈阳，就连关内的满族也已在语言、服饰、习俗等方面与汉族无差异。现在，除了黑龙江等某些比较偏远的满族聚居村屯还有少数老年人会说满语、保持着满族的一些固有习俗外，辽宁等其他各地的绝大多数满族居民大都已通用汉语汉字。不过，从包括沈阳方言在内的许多汉语词汇和汉族习俗中，仍然可以发现一些源自满语语汇和满族习俗的内容。

如同高句丽文化、扶余文化、辽金文化，都曾在历史上成为本地区的主导文化一样，有清以来，随着清政权的建立和统治力度的强化，占据了主导地位的满族文化在推行自身文化影响的同时，积极吸收汉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和其他民族的文化，从而进一步形成了以满汉融合为主导的北方多民族文化聚合。沈阳地区的这种多民族文化聚合结构，同时也是覆盖东北地区的文化结构的共同特点。

以“闯关东”为代表的移民文化本土化辽宁地域文化的多元结构形态，主要反映在多种经济文化的并存，本地乡土文化与内地文化（主要是中原文化） 的互动，以及多民族文化的并存和兼容。

在历史上，辽沈地区是汉族在东北地区最早也是最主要的聚居区。然而，后来的辽宁汉族人口，却主要是关内的移民。远在夏商时代开始，历代帝王就已经有意识地通过派员设郡、迁徙移民来治理关东这块黑土地。早在西晋时期，由于中原地区战争连年不断，许多汉族人口相率逃往辽东避难，与辽宁各族人民杂居。鲜卑族建立前燕之后，又索性把由内地逃来的十万户流民，安置在辽西屯种，客观上促进了本地的经济开发和汉族与各族文化的交流。大规模地向沈阳等地的关外移民从汉代开始，但由于北宋之后本地少数民族的势力的发展，来到这里的中原人口开始出现回迁或融入一些少数民族的趋向。

到了明清时期，尤其是沈阳城一举成为清王朝的“龙兴之地”，一股强大的“闯关东”移民潮，源源不绝地涌向山海关外。

明代为了加强对辽东的统治和防御女真族及蒙古族的南侵，采取了修筑边墙和屯田措施。沿着西起山海关东到鸭绿江口修筑了长达一千七百余公里的边墙，设有州卫以屯兵实边，致使移垦人日渐增多。

特别是辽南地区，山东移民经海上过旅顺登陆大量北上。这些移民屯边措施，促进了地区经济的发展。永乐十七年（1419年） 时，辽东二十五个卫屯田面积已达二点一万顷，随后又发展到三点一万顷。大兴移民屯田之举，丰富了辽东农产品生产，在农业经济发展繁荣的基础上，也使得本地以冶铁、制盐为主的手工业得到了快速发展。当时，辽东的三万卫与四川的龙州、顺天的遵化一道，被称为三大冶铁中心而闻名全国。同时，东部山区的人参、貂皮和北部的马匹也开始与外地交流，繁荣了商品经济。

清代以来，不断涌来的闯关东者，大都并非前来朝圣这“龙兴之地”的故都、领略这塞外古城景致的，他们几乎都是为了生存而来谋求一块栖身之处。清末民初，在山东等地掀起了闯头东的狂潮。可以说，如今辽沈地区乃至吉林、黑龙江两省的汉族居民，大多数属于当年闯关东者的后代。光绪二年八月二十四日的《申报》报道说，由于山东发生灾荒，“山东避荒之人，至此地者纷至沓来，日难数计。前有一日，山东海舶进辽河者，竟有三十七号之多，每船皆有难民二百余人，是一日之至牛庄者已有八千余人”。仅民国时期，山东流入东北的闯关东移民，即达一千八百三十六万人之巨。沈阳市沿用至今的“山东堡”等处，当年正是山东移民的聚居点。据有关历史文献显示，清代宣统年间，东北人口一千八百四十一万，移民约占一千万，在所有移民中，山东人约占百分之八十至百分之九十，据此推算，清代东北的山东人即达到八百万到九百万之众。

明末清初，随着清军的南下，辽宁地区人口顿减。清王朝平定中原之后，于1653年颁布了《辽东招民开垦条例》，条例规定，招至百者，文授知县，武授守备；……所招民每日给粮一斗，每地一垧给种六升，每百名给牛二十只，并“免交三年钱粮”。在如此优惠政策的激励之下，处于贫困之中的山东民众纷至沓来，尽管后来清政府曾一度实行东北禁封政策，但实际上已经阻挡不住山东等地流民闯关东的步伐。而且，他们不再仅限于“栖息于奉天西南部金、复、海、盖等地”，而是“担担提篮，扶老携幼，或东出榆关，或北渡渤海，蜂拥蚁聚，而长（春） 而吉（林） 而敖东，以至于图门江域”，足迹遍及东北各地。鸦片战争后，由于国力空虚财政困难，清政府对边疆的控制日益削弱，便于咸丰十年（1860年） 正式开禁放垦，于是山东移民乃蜂拥北上，致使这一轮闯关东的浪潮一直持续到民国时期。

古代沈阳地广人稀，土著居民较少。各族人口增长趋势大都出现在唐代以后，关内的山东、河北、山西等地汉族居民源源不断地来到沈阳谋生、定居，沈阳乡土文化同各地移民的风俗习惯相互影响渗透，逐渐融合、积淀，进而形成了兼容多种地域文化的特点。历史沉重地告诉我们，这里还曾是另种“特别移民”——朝廷罪犯“流人”的流放之地。清代顺治年间被清廷流放来沈阳“奉旨焚修慈恩寺”的僧人函可（1612—1660），在一首《初至沈阳》诗中写道：“开眼见城郭，人言是旧都。牛车仍杂沓，人屋半荒芜。”真切地记述了当年流人眼里的沈阳古城。

山东移民入乡随俗，在居住上，习惯住南北土炕、一头开门的“口袋房”以及“马架子窝棚”；在饮食上，也逐渐喜食高粱米、苞米面、荞麦面、苞米子及猪肉炖粉条和酸菜馅饺子。沈阳土著居民因受山东移民习俗影响，逐渐改变多辈同居一室、房舍家居简陋的习惯，接受了山东面条、煎饼等食品，煎饼铺生意兴隆一时，煎饼卷大葱同葱花大饼一样成为沈阳的一种风味小吃。山东的绣花虎枕与土著的摇车、摇篮，往往同见于一户人家。山东移民的耿直、勤劳，沈阳人的豪爽、乐于助人，合而成为更加淳朴敦厚的民风。解放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江浙、安徽等地的民工、生意人及打工者大量涌进沈阳城乡，进一步丰富了沈阳乡风民俗多域化兼容的特点。黑土地接纳了闯关东的移民，闯关东的移民也为本地的经济文化建设洒下了勤劳的汗水。同时，外来移民及其后代，与本地原住民们共同创造了辽沈地区以山东等地移民风情为基点的，关内外相融合的辽宁乡土文化。

独特的乡土文化人文性格就历年考古发掘所见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而言，沈阳历史文化属于辽河文化的重要节点。主要表现在于大辽河入海口营口距今28万年之久的“金牛山人”旧石器文化，朝阳喀左境内距今十万年之久的“鸽子洞”旧石器遗址，遍布省内营口等各地的“石棚”巨石文化，距今8000多年的“中华第一村”查海前红山文化遗址，距今7200年的沈阳新乐新石器时代古文化遗存，作为中华文明起源的重要标志之一的牛河梁红山文化，以及辽阳汉魏古墓、朝阳龙城宫城、叶茂台古墓、建昌于道沟墓地、大连营城子汉墓和北票惠宁寺等一大批分布于辽河流域及其支系的历史文化遗存。所以，单纯谈论沈阳文化未免狭隘，更确切地讲，应称之为“辽沈文化”。

南方各地描述辽宁、沈阳人的性格时，往往会用粗犷、豪爽、大气、仗义之类的形容词语来加以概括。实质上，这种文化性格正是本地乡土文化包容性、整合性极强的体现。这种独特的乡土文化人文性格，正是移民文化和以满汉融合为主导的北方多民族文化融合，以及本地特定的历史地理、自然环境综合酿就的结果。这种性格，典型地体现本地恶劣自然环境下生存者的坚忍与锐气，同时又是吸纳了北方游猎民族与山东移民乡土性格混合的结果。

如果说辽沈的乡土文化人文性格还存在另一侧面的话，我想引用作为“东北人写东北人”的大连女作家素素《独语东北》这本书自序里的有关看法。她是辽宁人。辽宁文化是东北文化的主干。她认为：

“东北人有一种与生俱来的王气和霸气，但许多时候，你能看见某些东北人将坦荡和无知连在了一起，将豪勇和粗鄙连在了一起。他们大多是高大的，看上去有力气，却不能吃苦，看上去有尊严，却过着苟且的日子。……东北给了东北人懒惰与野蛮，东北又给了东北人落后与滞重。走东北，我常常感到舒展，气畅，有阳光，有时也觉得窒息，厌恶，焦急。在我的文字里，我有时是乐观的，有时又是相当悲观。”为何是这样，我以为，这位辽宁女作家是看到了本地乡土文化人文性格的劣根性的一面。

同是东北的一位社会学者在《东北人：关东文化》这部专著中分析道，“关东文化在漫长的形成过程中，形成一些独特的价值观念，如勇武好斗的强悍民风，重实轻文的价值取向；求大尚侈的风气；艰苦创业的开发精神。这些价值观念已积淀在东北人心理的深层结构中，并通过若干传承机制获得绵延，在当代东北人身上仍会看到它的影子”。所讲的，也同样是辽沈乡土文化的人文性格。

还是那句老话，“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乡土文化的人文性格，塑造着一方乡土的一代又一代。弘扬乡土文化中的优秀人文性格，汰除其中的劣根性，是现代文明对现代辽宁人的最基本要求。在文化日趋多元化的时代，也为本地乡土文化人文性格的包容性和整合性提供了新的发展空间。用固有的这种乡土文化的包容性、整合性品格去接受各种现代文明新事物，当是辽宁人与生俱来的一大优势。扬长避短，利用这种优势广交天下友朋，吸纳各种外部先进事物，发展各项地方事业，建设现代文明的新家园，这个过程，也是塑造乡土文化文明向上的新人文性格的新起点。沈阳的自然环境同古老的农牧渔猎文化传统浑然一体，构成了沈阳地区民风淳朴、豁达、粗犷的丰富文化底蕴。待人热诚、乐于助人、性格豪爽、吃苦耐劳，既是沈阳各族居民在长期共同的社会生活中形成的基本道德风尚，也是沈阳人备受海内外赞誉的美好形象。

基于上述，在本书中，我们主要想通过一些内容板块引导读者从具体事象上，总括地把握沈阳民俗风尚的主要特点。主要板块有，人生礼仪——婚丧嫁娶生日寿诞；四时八节——传统岁时节日；衣食住行——日常生活的细节；游艺娱乐——童年记忆留痕；信仰习俗——心灵中的历史遗绪。民俗语言和语言民俗，是记载、保存地域民俗文化信息最基本的载体，是地域民俗史的最具“复原性能”的“语言化石”。因而，则力求通过本地形式上五彩纷呈的、大量的民俗语言和语言民俗，生动地展示本地区的民俗风尚及其主要特点。或者说，采用了语言民俗志的方式。另外，清末沈阳名士缪润绂的百首风俗竹枝词《沈阳百咏》，一向为研究沈阳乡土民俗文化的人们所看重，被誉为沈阳文化的“清明上河图”。通俗易懂，朗朗上口，对于一般读者来讲，它又是了解沈阳这方乡土民俗文化的通俗读本。但长期以来阅读到其全部内容的只是很少一些专业人士，所以，根据笔者此前发表在《文化学刊》上面的点校本加以简化，作为简明读本附于卷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