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腕皇后与帝羓皇帝

在辽朝（916――1125）219年的 历史 中，有许许多多影响 历史 走向的风云人物，他们像流星一般倏地一闪划过，又像启明星一样冉冉升起，既光亮耀眼又昏昧晦暗。在惨烈血腥的战争中，在狡诈阴险的宫庭斗争中，涌现出了许多杰出的英雄。

1.述律平，一位卓越的女性政治家，军事家登上了 历史 舞台。

述律平 （879年-953年），别名月里朵，回鹘族述律部人，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皇后。 述律平在耶律阿保机即位后，群臣上尊号称她为“地皇后”，耶律德光即位后，尊她为皇太后。953年（应历三年），以75岁之龄过世，与耶律阿保机合葬于祖陵，谥贞烈，后来改谥为淳钦皇后。

早年经历

述律平小字“月理朵”，“平”是她的汉名。她的父亲述律婆姑是回鹘人的后代，她的母亲则是契丹贵族——耶律阿保机的姑姑。按照氏族传统，耶律和述律是通婚的两个部落，彼此都在对方部落寻找配偶。算起来，述律平与自己的丈夫阿保机是姑表兄妹，亲上加亲。

述律平生于公元878年（唐乾符五年），十四岁的时候她按照氏族的习俗，嫁给了二十岁的表哥耶律阿保机（小字啜里只，汉名耶律亿）。

公元901年，阿保机成为了本部酋长。有了权力的阿保机开始东征西讨，掳掠周围部族，获取了大量的奴隶和牛羊财富。而述律平也紧紧地跟随在阿保机的身边，为他出谋划策，和他一起四处征战。

公元907年，契丹各部联盟的可汗痕德堇去世，契丹八部首领共同推举耶律阿保机为新任可汗。按照氏族的规矩，可汗三年选拨一次，由八部酋长共议。由于阿保机在成为可汗后，持续地为契丹开疆拓土，功勋卓越，因此他一连连任了三届可汗之职。随着时间的推移，阿保机的谋士中汉人越来越多，受他们的影响，阿保机有了要用汉法将选举可汗的制度改为世袭制度的念头。而这个念头，也得到了述律平的强烈支持。夫妻俩开始运用权谋，为这个目的而暗中准备。

作为耶律亿（阿保机）的妻子，显然有着与丈夫非比寻常的政治头脑，沉着冷静的判断为。坚毅果断的政治手腕和权谋，她几次劝说阿保机重用汉臣，统一契丹诸部，清除反对势力，在阿保机开元建国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成为皇后

公元907年，可汗痕德堇去世，契丹八部首领推举耶律阿保机为新任可汗。阿保机在成为可汗后，持续地为契丹开疆拓土，因此他连任了三届可汗之职。而且阿保机的谋士中汉人越来越多，受他们的影响，阿保机有了要用汉法将选举可汗的制度改为世袭制度的念头。

而这个念头，也得到了妻子述律平的强烈支持。夫妻俩开始运用权谋，为这个目的而暗中准备。契丹部落联盟原本除可汗之外，以下的“管理阶层”都同掌军政民大权于一手。阿保机将他们的权力分散，分为北、南两院。契丹部落联盟的主要权力握在了阿保机手里。阿保机试图集权并世袭地位的做法渐渐引起了周围契丹贵族的反对，而首先站出来反对并且态度最坚决的正是他自己的亲兄弟，之后就发生了 历史 上的“诸弟之乱”。

阿保机刚开始倒还有点香火情，曾经想要释放卷入叛乱中的一部分亲戚。然而述律平却帮他下定了斩草除根的决心。

随后，迭剌部进行了一场针对“反阿保机势力”的大清洗。在这场血淋淋的权力斗争结束之时，有上百名皇亲国戚被处死，就连阿保机唯一的同胞亲妹妹余卢者见姑公主夫妇也未能幸免。迭剌部终于在一片血雨腥风中归于平静和忠心。然而这仅仅是摆平了契丹八部中的一部，另七部贵族仍然在暗中做着推翻阿保机的准备。公元915年，七部贵族终于等到了机会，在阿保机征讨黄头室韦部返回的路上，七部贵族一鼓而起，将阿保机劫持并要求他下台。一时寡不敌众的阿保机只好自动辞去可汗之职，带着迭剌部和契丹部落中先后被掳掠或归附而来的其他民族迁徙至滦河一带。

就在这里，阿保机用汉族谋士的建议，模仿汉地建起了一座城市，并大力发展农业盐铁。很快迭剌部的军事实力和人口数又雄居契丹八部之首，其他七部反而都要由他提供盐铁。

述律平抓住了这个机会，又向阿保机提出了一个将挡路者一体斩草除根、自己东山再起的主意。这个主意立即被付诸实施。麻痹大意的七部酋长定下一个日子，准备齐聚迭剌部饮宴。就在七部酋长贵族都喝得醺醺然，宴会气氛最热烈的时候，早已安排好的伏兵一拥而上，所有的来宾都不由分说地被一刀两断。契丹部落联盟中所有的阿保机反对者，在述律平导演的这一场契丹版鸿门宴之后，几乎荡然无存。阿保机顺利统一契丹八部。公元916年，耶律阿保机建立契丹国，以后改称辽，称为辽太祖，建元神册。

公元926年（天赞五年）耶律阿保机病逝，享年55岁。围绕帝位，述律平与大臣，儿子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临朝摄政 述律平不喜欢长子耶律倍，偏爱自己的幼子耶律李胡，一心想让他做将来的皇帝。

在耶律阿保机率部西征的岁月里，次子耶律德光战功卓然，逐渐掌握了契丹国的军事实权；耶律阿保机西征的过程中，建立东丹国，耶律倍被册封为东丹国主“人皇王。

耶律阿保机在公元926年去世。

然而述律平的偏心眼并不因为长子主动让位就罢休，为了巩固耶律德光的契丹国主地位，她对远避东丹国的图欲百般防范戒备。耶律德光自然与母亲有志一同。927年，阿保机的次子逐渐掌握大权，登上皇位，是为辽太宗，仍沿用天显年号。

公元930年（天显五年）十一月，图欲带着汉族宠妾高美人等部分眷属随从，泛舟海上，远奔后唐而去。曾经离契丹皇位仅仅一步之遥的图欲，就这样被母亲逼上了弃国出走的不归路。

公元947年（天显二十三年），辽太宗耶律德光在北返途中，身染急病，高烧不退，在栾城死去，年四十六岁。他死后，当地被称为“杀胡林”。

横渡之约

耶律德光死了，辽国高官贵族们都心怀恐惧。不甘坐以待毙的他们决定另奉新主，求个生路。所有的人都不约而同地选中了一个人：述律平长子图欲之子永康王耶律阮。

命运实在不济的图欲因为母亲的偏心落得个流亡他国，被谋杀的下场。契丹国人都十分愤愤不平，拥戴他的儿子也就是理直气壮之事。何况耶律阮也因父亲的遭遇而与祖母心存芥蒂，当然就更是众人的最佳选择。

耶律德光病死的第二天，耶律阮便在众人的拥戴下，在叔父灵柩前正式即了辽国皇帝之位。

耶律阮即皇帝位的消息很快就传到述律平耳中，一心想要宝贝儿子李胡当皇帝的她勃然大怒，立即派“天下兵马大元帅”耶律李胡率兵“讨逆”。然而她这个宝贝儿子完全是根废柴，不但不得人心而且还毫无本事，很快就被打得大败而归。 述律平怒火更盛，亲自整顿兵马，准备和孙子决战。

在这个节骨眼上，出身至戚贵族的耶律屋质挺身而出，劝述律平与耶律阮讲和。耶律屋质对述律平说：“耶律李胡和耶律阮都是太祖与太后您的子孙，国家并没有落入外人之手，您何必如此固执？我愿意代表太后前往议和。”在屋质和大臣的百般劝阻之下，几天后，祖孙俩见面了，但双方各不相让。

在场的耶律屋质正色道：“人皇王舍父母之邦投奔他国，世上有这样做儿子的？至于太后，你为了自己的私心偏爱，就篡改先帝遗命，妄授神器，还至今不肯承认。你们这样还想讲和？赶紧开战是正经！”耶律屋质说着拂袖而去。最终祖孙俩都相互妥协，迫在眉睫的一场内战总算是在剑拔弩张的关头平息了。

述律平不甘心让耶律阮把皇帝一直当下去，同时也没有放弃让心爱的儿子当皇帝的想头，想要利用自己所余的影响力策动一起政变。然而述律平和耶律李胡的政变尚未来得及发动，就被人告发了。耶律阮先下手为强，将祖母述律平和叔父耶律李胡同时捉住，强行迁居到祖州圜土“定居”，也就是把他们幽禁起来了。

953年，述律平去世。与耶律阿保机合葬祖陵。

在耶律阿保机灵前，述律平与大臣作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汉臣赵思温提出让述律平为阿保机殉葬，认为她是皇帝最亲近的人。正当他们为自己的想法自鸣得意时，述律平断腕明志，使许多大臣尴尬的说不出话来，因此述律平也称为断腕皇后，后来称为皇太后。在她七十五年的人生历程中，残忍、固执、阴鸷、偏爱成为她不同的性格面孔。耶律培、耶律德光、耶律李胡三个儿子有着各自不同的命运，他们跌荡起伏的人生也是述律平造成的。我们今天看最著名的一位，“ 肉干皇帝”辽太宗耶律德光。

2.辽太宗耶律德光

辽太宗（耶律德光，契丹名：耶律尧骨，902年11月25日-947年5月15日），字德谨，辽太祖耶律阿保机次子，辽朝首位皇帝。 他统一了契丹，夺取幽云十六州，采取“因俗而治”的统治方式，实行南北两面官制度，下诏将国号“大契丹国”改为“大辽”。947年5月，他在河北栾城杀胡林病逝，谥号为孝武惠文嗣圣

早年经历

辽太宗

耶律德光，契丹的名字为尧骨，他是耶律阿保机的次子。二十岁担任天下兵马大元帅，阿保机对他寄希望很大，在阿保机的三个儿子当中，他和长子耶律倍都很受阿保机的喜爱，但耶律德光更像他的父亲。辽太祖天赞元年（922年），被任命为天下兵马大元帅，随同太祖参加了一系列征服战争，尤其是在南征幽州、西征吐谷浑、回鹘期间，战功卓著。天显元年（926年），又随同太祖灭渤海国，作为前锋攻克渤海首都忽汗城。

登基

辽太宗

天显元年七月二十七日（926年9月6日）辽太祖死后，述律后称制，耶律德光总揽朝政，927年12月11日，在述律后的支持下即位。天显六年（930年），割据原渤海国疆域的东丹王耶律倍南逃后唐，耶律德光统一了契丹。天显十一年（936年），后唐河东节度使石敬瑭以称子、割让燕云十六州为条件，乞求耶律德光出兵助其反对后唐。耶律德光遂亲率5万骑兵，在晋阳城下击败后唐军，册立石敬塘为后晋皇帝。其后，更率军南下上党，助石敬塘灭后唐。割取燕云十六州后，耶律德光采取“因俗而治”的统治方式，实行南北两面官制度，分治汉人和契丹。又改幽州为南京、云州为西京，将燕云十六州建设成为进一步南下的基地。会同四年（944年），后晋出帝石重贵即位，拒不称臣。耶律德光于是率军南下。会同九年十二月十六日（947年1月10日），耶律德光率军攻入后晋首都东京汴梁（今河南开封），俘虏后晋出帝石重贵，灭后晋。会同十年正月初一（947年1月25日），耶律德光以中原皇帝的仪仗进入东京汴梁，在崇元殿接受百官朝贺。大同元年二月初一（947年2月24日），耶律德光在东京皇宫下诏将国号“大契丹国”改为“大辽”，改会同十年为大同元年，升镇州为中京。

逝世

大同元年四月初一（947年4月24日），因辽人实施的“打草谷”物资掠夺政策导致中原反抗不断，无法巩固统治，耶律德光被迫离开东京汴梁，引军北返。

辽太宗总结了这次出兵的得失：“我有三失，所以天下才这样反叛我！各地搜刮百姓钱财，是第一失；让契丹士兵打谷草扰民，是第二失；没有早点遣返节度使去治理各镇，是第三失。”对于如果治理中原，他也有了比较成熟的想法，在给他的弟弟李胡的信中他写道：“我夜里常思考治理中原的办法，看来，只有推心置腹、和协军情、抚慰百姓这三件事最重要。”只可惜他总结得有点晚了，不久就在临城（今河北临城）得病，而且病情恶化很快，到了栾城（今河北栾城）的杀胡林，更是高烧不退，在胸口和腹部放了冰块也无法降温，终于死在了栾城。大同元年四月二十二日（947年5月15日），在河北栾城杀胡林（今河北栾城县的西北）病逝，辽人将其运回北方安葬。途中为防尸体腐败，以盐渍腌其尸，以保证尸体完好运回草原安葬。

主要成就

政治领域

辽太宗对于辽朝的贡献较大的要数对政治制度的发展完善了。辽太宗将后晋的一整套汉族官制带到了辽国，加上原来阿保机时期确立的官制，终于使辽的官制在部分汉化的过程中形成了具有自己特色的民族官制。

继位之初，太宗就花了大量的精力来巩固他的帝位。因为他是在皇母的支持下才得以继位的，而有些大臣却不太支持他，特别是他的哥哥耶律倍，更是不服，因为阿保机当初是将耶律倍立为太子的。所以耶律德光一直将哥哥当成他最大的政敌，采取的一系列的措施来巩固自己的帝位，直到耶律倍逃到了后唐。

其次，对于耶律倍管辖的渤海国辽太宗也严加防范，为了削弱渤海国的力量，他趁耶律倍离开属地到京城的有利时机，将渤海国大量的居民迁移到其他地方，然后将其政治中心也迁移走，渤海国土地面积大大缩小了，而政治中心迁到离契丹很近的地方也利于监视控制。耶律德光即位。耶律倍在失望之余想要投奔后唐，却被边疆的官员拦住。随后被扣留了很久，回到东丹后受到越发严重的监视。为了限制东丹国的势力，渤海人被强制迁徙，曾经辉煌的渤海国故城和文化因此毁灭殆尽。

为进一步防范哥哥，辽太宗又两次去耶律倍的府上，表面上作出兄弟和好的样子，实际上是进一步了解情况。在耶律倍住在京城的时候辽太宗又趁机去渤海国，也是为了拉拢耶律倍的属下，为他充当耳目，对付耶律倍。等耶律倍和他的属下们要回渤海国时，辽太宗又抓住时机把他的属下们召进宫里设宴招待，其实也是为了进一步拉拢他们，分化耶律倍的力量。不久，在母亲的支持下，辽太宗又使出狠命的一招，将弟弟耶律李胡立为皇太弟，作为皇位的继承人。耶律倍在弟弟的一次次明里暗里的进攻下再也无法容忍下去，此后的行为流露出明显的中原文化影响：他留下一首诗诉说自己激愤而无奈的心情，随后带着高美人载书渡海，投奔后唐而去，在那里受到了隆重的接待。辽太宗费尽心机，最后也终于达到了目的。或许契丹人的政治经验还没有汉族人那么多，心也没有那么狠毒，毕竟是将哥哥逼走了，没有直接设阴谋将他杀死。阿保机当初也是如此，没有在兄弟们第一次反叛时将他们杀死，而是赦免了他们，直到后来才杀了一些人，但对于首犯也没有斩首，而是处以杖刑。

军事领域

耶律德光加强了对军队的控制。他经常检阅侍卫亲兵、各部族及各帐军队，以此来充分控制军权，防止异己势力在其中渗透，从而在根本上巩固自己的权势。

经济领域

辽太宗治理辽国的过程也是他学习汉族文化，总结汉族治国经验兵运用于实际的过程。原来辽太宗就很重视农业的发展，不但支持汉族人在汉族地区发展农业，在草原地区适合发展农业的地方，他也让人开垦土地，发展生产。为保护农业生产，防止没有重农习惯的契丹族人有意无意的破坏，辽太宗下令禁止随从们随意践踏庄稼，行军时也命令部队绕开农田。农业的发达对辽国多种经济的发展起了较大的促进作用，也增强了辽的国力。

民族领域

随着契丹国的统治区域不断扩大，辽太宗为了更好地治理不同民族的事务，就制定了“因俗而治”的原则，形成了北、南两套完整的官制。即北面官制和南面官制。

北面官制，即辽朝契丹族的官制，官吏用契丹族，掌握辽朝的一切军政事务，也是辽朝的最高权力机关。之所以称为北面官，是因为契丹族有崇拜太阳的习俗，喜欢向东，而且以左为上。这样，辽王的大帐就面向东方，而北面就是左，也就是契丹族官吏的办公地点，所以叫北面官。在北面官中，又分为几种类型：北面朝官，北面御帐官，北面皇族帐官，以及北面诸帐官和北面宫官。

北面朝官，这是辽朝官制的主要机构，在北面朝官中又分为南北两个不同的部门，如北枢密院管兵部，南枢密院管吏部。这和总的南北面官制很容易混淆，应该分清。在北面朝官中，南北枢密院是辽国的最高行政机构，分别掌管军政和民政，也通称为北衙和南衙。北面朝官中还有北南枢密院中丞司，掌管纠察检举百官。北南宰相府也参与军国大事，类似于汉族官制中的参知政事。另外，还有大惕隐司，掌管皇族的政教事务。设置夷离毕院，掌管断案、刑狱。敌烈麻都司掌管礼仪。最后在百官之上还设置了一个没有实际职务的大于越府，只是一个荣誉称号，和汉族太师的称号差不多。但一般人很难得到大于越的称号，整个辽朝也只有三个人得到过。

北面御帐官，它也有许多下属机构。例如侍卫司，负责御帐的护卫。北南护卫府，负责北南两个枢密院的护卫工作。

北面皇族帐官，阿保机的后裔、阿保机伯父的后裔、阿保机叔父的后裔、阿保机兄弟们的后裔共四个系统的皇族，分别设立有职权的营帐，叫做四帐皇族，地位很高。北面皇族帐官也有分支机构，大内惕隐司就专门掌管四帐的政教事务。

北面诸帐官，这是为阿保机部落之外，即皇族之外的其他有地位的部族设立的机构，如遥辇氏，渤海王族等，一方面是表示恩宠，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有效地控制。

北面宫官，主要掌管宫廷一些日常事务。

和北面官相对应的就是南面官，在辽太宗得到十六州之后，进一步完善了汉族的官制，仿效唐朝的官制，设立三省六部等一整套治理机构。以此来招徕汉族人，管理汉族人的事务。南面官主要由汉人来担任，契丹人也有在南面官中任职的，他们被称为汉官，也穿汉服。南面官由于办公的营帐在辽国王大帐的南面，所以称为南面官。

南面官中的分支机构有：汉人枢密院，阿保机的时候叫“汉儿司”，其他有中书省、尚书省、门下省、御史台、翰林院等。

在地方官制当中，辽朝也是两套制度并存，就是部族制和州县制，契丹人和其他游牧民族用部族制，而汉人和渤海人则使用唐朝时用的州县制。在耶律倍投奔后唐之后，辽太宗又趁机整顿了东丹也就是原来渤海国的行政制度。先让耶律倍的妃子主持东丹政务，然后采取措施加强了对东丹的控制。东丹国在原先并不是辽中央政权直接管辖的地区，东丹是个亲王的封国，东丹王对于本地的事务可以全权管理。他可以自己建立年号和国号，而且有权直接和外国交往。对于宰相以下的官员可以自己任免。在耶律倍走后，辽太宗就在东丹国设立了中台省，派遣官吏到那里参与政务管理，从而加强了对东丹的控制。发展农业的同时，辽太宗也继续父亲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的做法，尽量征召人才。

尽管如此，契丹人的习惯也不能从根本上得以改变，特别是辽军在南下中原作战的时候，由于辽国军队没有后勤供应，粮草要靠自己就地解决，所以，辽兵到一个地方就必然要骚扰百姓，抢夺粮草，这使辽军遭到当地人的。民心丢失了，辽在中原的统治也就很难再继续下去，直到临死，辽太宗耶律德光才醒悟过来，但为时已完，其实就算他早一点知道，并采取措施，也无法在较短的时机内改变长期的民族习惯。契丹作为一个游牧民族统治中原地区，汉化是必要的，辽太宗去世前大概认识到了这一点，但他已没有机会把他总结的经验教训在实践中贯彻实施了。

辽军在汉族地区除了掠夺粮草之外，许多契丹人还在黄河地区担任官员。

外交领域

在巩固了自己的帝位之后，辽太宗开始继续父亲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的事业，向南用兵，争霸中原。契丹族从辽太祖开始就想把疆土扩展到黄河岸边，进而拥有黄河以北的大片领土。但汉族势力抵制契丹族的进攻，所以，契丹用兵时总是趁中原几派势力相争时打着支援一方的旗号进攻。在后唐统治时期比较稳定，再加上后唐的军队号称鸦军，都穿黑衣，战斗力也很强，而契丹族是以民为兵的，没有专门的野战军，所以在和中原兵作战时总是吃亏。因此，辽太宗的势力再大，也要等到中原出了变故时乘虚而入，收渔人之利，单纯的宣战和正式决战很难取得成功。所以，辽太宗南下中原一直等到了李嗣源死后，而且是石敬瑭主动求救时才敢出兵，后来灭后晋也是由于后晋将领投降拣了个便宜。

石敬瑭和后唐李从珂发生矛盾之后，石敬瑭为保住自己的势力，称 帝登基，只得向辽太宗求救。等待已久的辽太宗喜出望外，看到石敬瑭诱人的条件，赶忙亲自出兵相救。立石敬瑭为大晋皇帝，自己则得到了一大块肥肉，不费吹灰之力将早就渴望的十六州拢入契丹的统治范围，而且每年还有大批的布帛输入。但辽太宗这块意外的肥肉也只品尝了十来年的时间，最后他把命丢在了中原。

不管以后怎样，辽太宗毕竟将十六州弄到了手，下一个目标就是继续南下，将边界推进到黄河岸边。石敬瑭死后，石重贵继位，后晋态度的变化给辽太宗用兵提供了良机和充分的借口。同时，幽州的赵延寿也想像当年石敬瑭那样当个皇帝，劝辽太宗乘机进攻。后晋将领杨光远也暗通契丹，说后晋违背盟约，正好借机出兵，而且后晋境内发生了大的灾害，军队也死亡过半，只要出兵，就能一举成功。

辽太宗禁不住心动了，为了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便发动了对后晋的讨伐战争，而且连续打了三次，直到灭了后晋。在灭后晋长达三年的战争中，辽太宗超人的意志力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这说明他用兵中原是经过了长期准备和长期等待的，一遇到有利时机就不达目的誓不罢休，最后终于实现了多年的愿望，虽然得胜由于后晋军队的投降，但辽太宗的意志力之强确实令人佩服。

在用兵的过程中，辽太宗的过人谋略也运用得很充分。他最大限度地利用了汉族官吏的称 帝野心和他们之间的矛盾，这和辽太宗多年了解掌握中原的各种政治和军事情报有很大的关系。

他先利用了赵延寿想当中原皇帝的野心，让他充当了和后晋作战的先锋。许诺赵延寿在灭后晋之后让他做皇帝，使他深信不疑，作战很是卖力。第一次发兵，只有赵延寿的一路兵马取得了一点战果。等最后灭了后晋，辽太宗却闭口不提当初的诺言，赵延寿不知羞耻地提出立自己为太子，辽太宗却说太子应该由他的儿子当，他当不合适。就是任赵延寿官职时大臣也提议将给他的“都督中外诸军事”给划掉了。狡诈善变的辽太宗将赵延寿大大耍弄了一番。对于另一个人物杜重威辽太宗也同样许诺给皇帝之位，等杜重威投降后，让他穿上皇帝穿的赭黄袍，和之前让赵延寿穿赭黄袍去抚慰后晋将士一样，将这两个一心要当皇帝的败类像耍猴一样耍了个够，他们俩如果在一块谈谈穿赭袍的感受大概会差不多吧。皇帝这个位子最后还是辽太宗自己坐上了，不过他的代价也很大，把老命都搭进去了，死前还受了不少罪。

辽太宗耶律德光

对后晋的战争由于后晋爱国将士的英勇奋战，辽太宗也打得很艰苦，第二次发兵时，被后晋的皇甫遇、慕容彦超、李守贞等将领打得大败而归，契丹国内当时也发生了灾害，人和牲畜大量死亡，各部落也有了厌战情绪，而且母亲述律后了解到后晋派使者议和时，也极力劝说辽太宗罢兵讲和。述律后对儿子说：“如果汉人做契丹王，行吗？”辽太宗说：“不行。”述律后又说：“那你为什么非要当汉王呢？”辽太宗说：“石氏忘恩负义不能容忍。”述律后又劝他：“你就是得了汉地也不能久留，万一有什么意外，后悔就来不及了。”后来的事实说明述律后还是有先见之明的，辽太宗也命丧于中原。辽太宗没有听从母亲的劝告，坚持要后晋割让镇州和定州，才肯息兵，其实他是不愿意就此轻易丧失这个机会。虽然一时失利，但辽太宗还是第二年又出兵进攻，结果抓住了时机，利用杜重威怯懦和想 当 皇 帝的弱点，劝降成功，不久后晋也被灭掉了。会同十年（公元947年），辽太宗用中原皇帝的仪仗进入了后晋都城开封，在崇元殿他又穿上皇帝的装束接受文武百官的朝贺。把投降的石重贵封为负义侯，除了讽刺，这个官职没有任何别的含义。后晋因为契丹而建立，最后又因为契丹而灭亡，真是兴也耶律德光，亡也耶律德光。

靠别人的力量建立的王朝很难长久存在下去。在称 帝之前，辽太宗耶律德光又做了做表面文章，让了让帝位，但后晋的大臣们被赦免已经很感激他了，谁还敢说别的，于是都说“夷、夏之心，皆愿推戴皇帝”，辽太宗也不再让，欣欣然坐上了父亲耶律阿保机早就想坐的皇帝宝座。辽太宗在做了中原皇帝的同时还将契丹国号改为“大辽”，年号也改成“大同”。有的书中为了叙述简便，就将这之前的契丹也称为辽。

如果说，太祖有开疆拓土之基，那么太宗就有草创文明之功。但是他就像天上的启明星一样，前半程辉煌后半程暗淡。最终等待着新的黎明再次来临。

完稿于2020.11.2夜（史料来源于网络，辽史）

汉服推广为什么那么难？

汉服的花纹刺绣没有形成大批量生产，普遍是纯手工制作，用最原始的方式制作，劳动成本高，而且产量低。所以置办一件汉服是很昂贵的，（某宝很多都不是纯粹汉服）所以难以推广。

思辩 | 因俗而治

【论辽朝推行的“因俗而治”政策】

辽朝由契丹族建立，建国于907年，覆灭于1125年，历时两百余年。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有重要的地位。其疆域最广时“东至于海(渤海)，西至金山（今甘肃民乐县南），暨于流沙（泛指西北沙漠地区），北至胪  河（今蒙古的克鲁伦河）,南至白沟（今河北新城县东北的白沟河）。①成为历史上第一次将辽阔的中国北疆之地统一的朝代。②辽朝的统治者为适应其统治范围内不同地区生产力发展水平、经济制度的不同步性，在上层建筑领域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整。这些调整包括统治中心转移、证券机构的变化、官吏执掌、礼仪、法制及社会习俗等方面。其核心是“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治汉人”。③这就是辽朝推行的“因俗而治”政策。

《辽史百官制》记载：“太祖神册六年，诏正班爵。至于太宗，兼治中国，官分南北，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治汉人，……因俗而治得其宜矣。”由此可知，因俗而治的政策是由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和辽太宗耶律德光制定、完善和推行的。这种因俗变通，繁简相辅，一国多治的统治方略，不仅便于将原来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的地区和部族稳定于统一政权之下，也有利于辽王朝趋向于封建化的统一政令过渡并渐及全局。这一政策的实行，对于开发我国北疆地区，促进民族融合也有极大地贡献。

一、“因俗而治”政策的原因探讨

辽朝的“因俗而治”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在十至十三世纪的中国史上，契丹族势力是北疆最强大的。公元907年，耶律阿保机利用旧的部落选举仪式从摇辇氏中夺取政权，统一了契丹各部，成为了契丹族的首领，公元916年，自立为皇帝，在今赤峰市林东镇建立皇都。契丹建国后，不断向四邻侵略扩张，其疆域也不断开拓。史载：“太祖受可汗之禅，遂建国。东征西讨，如摧枯拉朽……其地北接室韦，东邻高丽，西界奚国，西南至营州。”以后，耶律阿保机又先后征服了其西部和北部诸侯。这些民族多是逐水而迁徙，以畜牧业为主，处于原始社会末期。契丹对这些民族的统治，仍然保留其部族制。与此同时，阿保机又灭其东邻渤海国，改为东丹国。渤海国是以靺鞨族为主体的地方民族政权，处于“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农业和手工业向结合，商业和交换不够发达的早期封建社会”。契丹在渤海国的统治仍沿用渤海旧制。公元926年，阿保机死后第二年次子耶律德光继位。公元936年，借后唐太原守卫石敬瑭叛乱，率军南下消灭了后唐。接受燕云十六州割让，使辽的疆域扩大了近一半。成为统一北方的强大封建王朝。

辽朝社会内部形成了复杂的社会形势：就民族而言，有契丹本族各部、奚族、室韦、女真、汉族等；从社会生产方式来看，有以游牧为主的，有农牧兼营的，有以农耕为主的；从各民族的社会发展阶段而论，有部落制、奴隶制、发展程度不同的封建制等。这三种发展阶段不同的社会区域，其风俗习惯和政治、经济制度迥然不同。若汉番一概而论的治理，用契丹的奴隶制度统治封建统治下的人民，则会迫使部分地区的社会倒退，必然遭到人民的激烈反抗，结构将是“政令乖失，则人心不服。虽得之亦将失之。”

在这种特殊的历史条件之下，为了巩固统治，适应这种不同的文化传统和生活方式，阿保机掌权后，首先着重于治理以契丹人为主的游牧民族。他在征讨河东地区及女真族时，将其所俘分散在水草丰盛之地，北方地区逐步发展为以畜牧业为主。阿保机把从燕蓟所俘的汉人分别安置在潢水以北适于农垦的地方。仍然采取中原汉人的统治方法，并使用原来州县的名称。取得扶余之后，把其安置在定霸县于汉人杂居，分地耕种。任用汉人为正事令和中书令并设“汉儿司”。史载“阿保机率汉人耕种，为治城郭，屋邑，如幽州制度”。由于农业区的不断扩大，使农业和畜牧业相互调节，相得益彰，使辽的许多地方成为“编户数十万，耕垦千余里”的人稠沃野。由于燕云十六州的割入，境内汉族的不断涌入，必须强化对汉人的统治。这就需要更加完善的制度来巩固和发展辽所取得的政权。耶律德光不得不用调整政府机构和改变政府职能的方针政策，来加强对其的统治。正如《辽史》“百官志”所说：太宗既得燕云十六州，乃采用唐制，复设南面三省、六部、台、院、寺、监、诸卫、东官等官职。于是开始分为“北面”和“南面”两个系统，所谓的“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即：统治契丹及其他游牧民族的，主要用契丹贵族，办事处设在皇帝牙帐之北，称为“北面官”，掌管宫、帐、部族、属部、兵机、武铨、群牧之政，掌管一切军事大权，是辽王朝的最高权利机关。统治汉人、渤海人则杂用汉族地主和契丹贵族，办事处设在皇帝牙帐之南，称为“南面官”，南面官掌管汉人州县、租税、军马、文铨、丁赋之事。这些制度的推出，既保护了原有的契丹生产生活方式的正常进行和发展，又延续和发展了汉人先进的生产方式，有效的巩固了辽代的经济秩序。可见，“因俗而治”政策符合了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发展，上层建筑必须适合经济基础的客观规律。因契丹政权始终未能完全形成统一的封建经济基础，故“因俗而治”的国策，为辽历代所沿袭，终辽一代无所改动。

二、“因俗而治”政策的内容剖析

“因俗而治”曾被单纯地理解为不同的官制，或仅仅认为是针对不同民族进行治理的民族政策。其实，不应当忽视当时不同民族的经济、社会生活、政治状况的区别。这种区别对国家的统治、政权的巩固，社会的发展存在着深刻的影响。可以这样认为，“因俗而治”是辽朝统治者对其范围内客观存在的不同发展阶段的经济基础采取的承认和保留的态度，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的统治政策的大调整。其内容有五个方面：

（一）统治中心的转移

统治中心即京城国都。这是一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早在耶律阿保机建立契丹之初，就在临潢府建皇都。此后，耶律德光当政，“太宗以皇都为上京，升幽州为南京，改南京为东京，圣宗诚中京，兴宗升云州为西京，于是五京备焉”，从统治中心转移不难看出，京都的转移与“因俗而治”的国策有着密切的联系。下面从《辽史地理志》中分别摘录出五京建立的具体时间和方位来分析。

上京临潢府（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南）：太祖神册六年（公元921年）建立，名曰皇都，太宗天显十三年（公元938年）更名曰上京。

东京辽阳府（今辽宁辽阳市）：太祖神册四年(公元919年)，葺辽阳城，太宗天显三年（公元928年）升为南京。天显十三年（公元938年）改为东京。

南京析津府（燕京、幽州）：太宗天显十三年（公元938年）将燕云十六州升为南京。

中京大定府（今内蒙古宁城西大明城）：圣宗统和二十五年（公元1007年）城之，实以汉户，号曰中京。

西京大同府（云州）：兴宗重熙十三年（公元1044年）升为西京。

从上述时间看，其三大统治中心上京、东京、南京都在同一年（公元938年），即：辽太宗占有燕云十六州之后。可以说三京是在辽朝统治区内形成了“因俗而治”的历史条件之后建立的。因此这也是“因俗而治”的一项重要内容。再看看这些统治中心的地理位置和职责：上京临潢府，为“太创业之地,负山抱海，天险足以为固。地沃宜耕植，水草便畜牧”。《辽史地理志》另记载有上京“辖军、府、州、城二十五，统县十”。在上京实际统辖的十一个州中，有八州是契丹故地，其余三州亦归属于契丹。这说明上京的职责是依“国制”治理契丹本部及其西北诸族属地内的事务。南京析津府，“本古冀州之地。……有虞析为幽州”，“太宗升幽州为南京，又曰燕京。统州六，县十一”。其所辖州县都是汉人居住的原中原地区，太宗在此地设立京城，当然是为了便于统治。但更重要的是，统治中心转移到此后即开始设置南面朝官。所以说南京的职责是依“汉制”治理居住在中原地区处于封建经济发展阶段的汉族人。另外，改辽阳为东京亦有殊意。《辽史》载：“辽阳，汉之辽东，为渤海故国”，“太祖建国，攻渤海，俘其王大撰，以为东丹王”，“神册四年，葺辽阳故城，以渤海、汉户建东平郡，为防御州。天显三年，还东丹国民居之，升为南京。太宗天显十三年，改为东京”。这样，辽朝保留了渤海旧有的统治方式，加强了同东丹的联系。此外，中京大定府和西京大同府也是中原故壤。圣宗营建中京，主要目的是迎接使客；兴宗设置西京则是把大同府作为边防重地对付西夏。

辽朝的上京、南京、东京、西京、中京五个统治中心的设置，从各个方位上控制了辽政权所辖的不同地区。这种独特的“因俗而治”的方式，表现出它在政治、军事等方面的重要性和特殊性。

（二）权力机构的变化

辽朝政权是从“事简职专”的部落联盟中脱胎而来。所以契丹之初，官职比较简单，大抵官制朴实，没有定型。阿保机建国后，将阻午可汗时所立的二府，改称北、南宰相府，谓之北、南院，其实所治皆北面之事。太宗即位后，对辽朝统治机构进行了重大调整。中央机构方面，在保留其原有的契丹官制机构的基础上，又增设了袭用唐制的南面朝官。其职能主要是“北面治宫帐、部族、属国之政，南面治汉人州县、租赋、军马之事。”这所说的南北朝官，正是分别管理契丹部族和汉人州县的不同机构。北面官多沿用契丹原有名称，而南面官则沿用唐制，其目的在于更好地巩固其统治，这种政治制度上的双轨制度是“因俗而治”最重要的一种表现形式。下面从南北朝官的中央和地方两级设置加以分析如下：

中央的北面朝官类别：一是设有北、南枢密院，“契丹北枢密院，掌兵机、武铨、群牧之政，契丹军马属焉，以其牙帐居大内帐殿之北，故名北院。…契丹南枢密院，掌文铨、部族、丁赋之政。”二是设有北、南宰相府，其职能均为“掌佐军国之大政”。三是设有极为重要的北、南大王院，其职能均为“分掌部族军民之政”。四是设有专门掌管宫廷事务的宣徽北院和宣徽南院。五是另置有大林牙院，“专掌握文翰之事”。六是设置有敌烈麻都司，它的职责主要掌管礼仪。

类别：一是汉人枢密院，掌汉人兵马之政。二是中书省，掌管汉人的一般行政事务。三是门下省，仅有其名。四是尚书省，管理一般财政事务，其下设六部，它的设立，是南面宰相制度形成的标志。五是御史台，职责是纠察官吏，但实际监察权归属北面官中的中丞司。六是翰林院，掌天子文翰之事，实际是管理汉人文化教育之事。另外，还设有三师府（太师、太傅、太保）和三公府（太尉、司徒、司空）。

同时，辽朝中央统治机构中的两面官制，也贯穿在地方统治机构中。辽朝的地方官制主要实行部族制和州县制。即：“番不治汉，汉不治番，汉番不同治”的政策。其中，部族制实行于契丹族和其他游牧民族地区。所谓部族制，史料记载：“有辽始大，设置尤密，居右宫卫，谓之翰鲁朵；出有行营，捺钵；分镇边围，谓之部族。有事则以攻战为务，闲暇则以牧？鱼为生”。这种部族，是契丹政权统辖下的生产与军政合一的社会基层组织。它在设置上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按部各署节度使管辖；另一类是分布在边远地区的部族，设置本部大王府自行管辖。辽太祖时有十八部，辽太宗增加三十四部，合计五十二部。终辽一代部族智在契丹故地相沿不变。

辽朝政府在燕云十六州地区则继续实行原有的州县制、投下州县制。《辽史地理志》曰：“又以征伐俘虏，建立襟要之地，多因旧居名之，加以私奴，置投下州”，“投下军州，皆是横帐诸王、国舅、公主创立州城，自余不得建城郭”。可见，投下州县实际是皇帝以下契丹贵族所占有的主要奴役外族人民的大小据点，也是辽朝特殊的地方行政组织。它置于南面汉人枢密院统辖下。投下州县的行政独立性较强，“皆诸王、外戚、大臣及诸部从征俘掠或置生口、各集团建州县以居之”，“其节度使朝廷命之，刺史以下以本部曲充焉”。部族制与州县制这两种双重体制贯彻在地方政权机构之中，与南北面官德中央政权机构从上至下一脉相承。“因俗而治”就突出体现在权利机构的变化之中。

（三）官吏执掌

辽朝既然实行了双轨的政治制度，那么，由此而引起的官吏执掌问题就必然成为“因俗而治”政策中不可缺少的一项内容。在契丹建立之初，官吏是由契丹皇族、后族和亲近贵族担任的。随着疆域的扩大，契丹境内汉人逐渐增加，先进的封建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逐渐渗入，辽朝统治者也开始任用个别汉人。如命韩延徽为参知军事；用韩知古知汉儿司事；康默记为夷离毕。在实施“因俗而治”以后，官吏的执掌也开始作了调整。北面朝官由契丹贵族担任，南面朝官则多由汉族上层担任。从《辽史百官制》中记载的辽太宗时期南面朝官的管理执掌情况分析，现列举一二：三师府太傅冯道；三师府太保刘？；三公府太尉赵思温；汉人枢密院枢密史李崧；中书省正事令赵延徽；中书省大丞相赵延寿；中书省中书门下平章事张砺；门下省侍中赵思忠等均为汉人。当然也有部分契丹人在南面官中任职，如：尚书省右仆射烈束；御史台御史大夫耶律解里；翰林院翰林学士和凝等，但是为数甚少。太宗时期吸收汉人参与辽朝政权机构，对于笼络汉人，用汉人治理汉人事务，在整个契丹政权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辽太宗对契丹人执掌南面官者作了一些入乡随俗的变通。例如：会同三年，“诏契丹人援汉官者从汉仪，听与汉人婚姻”。在辽朝，“胡人之官，领番中执事者，皆胡服，谓之契丹官；枢密、宰臣则曰北枢密，北宰相；领燕中执事者，虽胡人亦汉服，谓之汉官；执政者则曰南宰相、南枢密。”的确，在异族掌权的时代，契丹统治者能够不执拗于民族偏见而以国家大局为重，确实难能可贵。当然，契丹统治者也象历史上任何异族统治者一样，为维护其既得利益，把军政大权始终掌握在契丹统治者手中。其“军国大政，汉人不予”。并且在南面朝官中也必留亲信，以控制汉人职官。如：大同元年占有开封后，辽太宗谕百官诏：“……当留一亲信于此为节度使。”总之，本来缺乏统一与巩固的政治、经济基础的辽王朝，终与中原封建经济实力抗衡二百余年之久，即得助于南、北官制并行所取得的统治集团内部相对稳定的有力条件。

（四）法制、刑律

辽朝的法制，有“番律”和“汉律”之分。公元921年，太祖阿保机始定成文法。规定：凡四姓（契丹、奚、渤海、汉人）相犯，皆用汉法；本类自相犯者，用本国法。这里指的本国法就是契丹番律，是随着契丹社会的发展逐步形成的。公元921年，太祖“克定诸夷……乃诏大臣定治契丹及诸夷之法，汉人泽断以律令，仍置钟院以达民冤”。自此依番法待契丹人，而以汉法待汉人。对于渤海人，初依番法，“至于太宗时，治渤海人一依汉法，余无改焉”。其中，契丹及诸夷之法带有奴隶制的法规性质，而汉律则主要依据唐律，具有封建制的性质，这种法律上的二元化，也是“因俗而治”的方针。

由于契丹族处于奴隶社会阶段，其法律必然以保护奴隶主权益为目的。刑制“凡有四：曰死、曰流、曰徙、曰杖，其余非常而无定式者，不可殚记。”穆宗时，刑法特别严酷，凡是“在告逾期，召不时至，或以秦对少不如意，或以饮食细故，或因犯者迁怒无辜，辄加炮烙铁梳之刑，甚者无算”。圣宗时期放宽了法令，改定了十多条。圣宗曾下诏许南北院枢自理讼事。贵戚因事被告，不论事情大小，都有所在官司案问，具申北南院复问，然后据实奏闻。在此之前，还将汉人与契丹人斗殴致死，治罪轻重不同的旧律改为同等治罪，实行“一以汉法论”。契丹人如犯十恶大罪，也按汉法制裁。自此，番律逐渐为汉律所取代，这也是契丹族向汉族封建化转化的一个方面。它有力的推动了辽朝的法制建设，对于保护各族人民的生产生活安定起到了重要作用。它冲击了使“华夷”长期不得同步发展的鸿沟，实现了汉夷在法律面前的答题平等。当然，不可避免的是任何通知阶级的法律都是为本阶级服务的，众多的汉夷平民只能在形式有所平等，这是任何阶级社会都无法摆脱的局限。

（五）社会生活

《辽史拾遗》卷15有著：“胡人东有渤海、西有奚、南有燕、北居其窟穴，四姓杂居，旧部通婚，谋臣韩绍芳献议，乃许婚焉。衣服、饮食、言语，各从其俗”。从这段记述可看出辽朝在改革社会生活方面的一些情况和民族融合的点面。下面从礼仪、风俗及社会婚姻方面来分析其调整状况。

首先，从礼仪方面看：《辽史·仪卫志》“舆服篇”一节中，就明确分为“国舆”与“汉舆”；“国服”与“汉服”。有“皇帝与南班汉官用本服，太后与北班契丹臣僚用国服”的区别。至于仪仗，则有“国仗”、“汉仗”、“渤海仗”之分。《乐志》篇中，有“国乐”与“汉乐”之别。《辽史·礼志》载：“太宗克晋，稍用汉礼”。这些礼仪方面的双轨制都始于太宗占据燕云之后，所以，在礼仪方面仍是实行“北班国制，南班汉制”的形式。

其次，从民族风俗看：有“饮食、言语，各从其俗”之说。即生活习惯不受限制，各自按自己的民族习俗行事。这对于各族人民的生活及生产发展无疑是极为重要的，不仅使社会生活更加安定，而且又不伤害其他民族的自尊心，不执行民族歧视，对于促进社会生产力的稳定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然而，沿袭辽朝“因俗而治”的其他朝代却不能在社会习俗方面实施这一策略。例举进行对比：元代历代推行民族等级政策，将全国人民分为四个等级，对其统治下的汉人和南人推行民族压迫和民族奴役，因此更不可能在社会生活方面让各族人民“各从其俗”了。在清朝前期，满族统治者更是干涉其余各族人民的生活习惯。诸如清军入关后，用武力强迫人民“雉法蓄辫，变易衣冠”，这种改变人民传统习惯的错误政策是不足取的。同时，也彰显出辽朝统治者的高明之处。

三、“因俗而治”政策的社会意义评价

辽代在其发展史中，之所以能够出现“百年盛世”的繁荣局面，是和其依据“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的“因俗而治”的政策分不开的，这种制度在很大范围内符合了各民族的利益，对于稳定辽王朝的统治，缓解民族矛盾，促进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首先，在农业方面，“辽之农谷至是为盛。而东京如咸、信、苏、复、辰等五十余城内，沿边诸州，各有和粜仓，……所在无虑二三十万硕，虽累兵兴，未尝用乏”。可见，非经费有余，怎么可能这样？其次，辽朝的畜牧业也有较大发展，“自太祖及兴宗垂两百年，群牧之盛如一日，天祚初年，马犹有数万群，每群不下千匹。另外，手工业生产中的铸造业和纺织业也多有发展。商业尤其繁盛。辽朝五京既是政治中心，也是商业交通中心。宋人许亢宗谓其：“户口安堵，人物繁庶”，“城北有市，陆海百货，萃于其中”。由于商业繁荣，辽国不但与北宋、西夏、回鹘诸政权有经济联系，而且还与日本、高丽、波斯、大食等国通商。

辽朝“自阿保机创业于其初，德光恢廓于其后，吞并诸番割据汉界，南北开疆两千里，东西四千里，戒器之备、战马之多，前古未有，子孙继统二百三十余年。”辽朝开发了我国北方地区，促进了北方民族融合，稳定了祖国北方的版图，这一切不能不说是“因俗而治”产生的作用。这一政策从实际上摧毁了使诸夷多年处于被隔离于封建文化之外的旧政治形式，确实在中华民族中造成了历史性的阵痛。在客观上，华夷同风开通了南北疆各族共同走向封建化的社会道路，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贡献，对以后中国历史的发展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就此而言，辽朝“因俗而治”政策，实可说是揭开了华夏北疆发展史的新篇章。

参考书目：

1、司马光《资治通鉴》;

2、马赫《辽代文化与“华夷同风”》;

3、欧阳修《新五代史》之《四夷附录》；

4、李锡厚《论辽朝的政治体制》；

5、脱脱《辽史》；

6、《全辽文》；

7、翦伯赞、郑天挺《中国通史参考资料》；

8、王称《东都事略》；

9、叶隆礼《契丹国志》；

10、苗拔《论辽袭唐制》；

11、余靖《武溪集》；

12、厉鹗《辽史拾遗》；

13、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